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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论著
诊脉须识常与变——达变篇
小半夏汤对抗顺铂所致呕吐的实验研究
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篇
名方实验录
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篇
后世医学对温胆汤的命名有多种不同的理解。如《医方集解》云：“温胆汤治不眠，用二陈加枳实、竹茹二味，皆凉药，乃以凉胃经之热，非以温胆经之寒也。其以温胆名汤者，以胆欲不寒、不燥常温耳。”南宋陈无择在其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第十卷“惊悸证治”条下亦载有温胆汤，此方主治由“大病后，虚烦，不得眠”扩展到“心胆虚怯，触事易惊，梦寐不祥，或异象惑，遂致心惊胆慑，气郁生涎，涎与气搏，变生诸证，或短气悸乏，或复自汗，四肢浮肿，饮食无味，心虚烦闷，坐卧不安”等症。观其主治，已从“胆寒”变为“心虚胆怯”，并明确提出其病变机制为“气郁生涎，涎与气搏”，“涎”即后世所谓“痰”。这一改变与当今温胆汤的临床应用较一致，其组成与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载的温胆汤已有所变化，即在原方基础上，加茯苓、大枣，将生姜的用量由原来的四两减为五片。
祛湿为要，调气温运，分消走泄
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记载了“一病而治各不同”，乃“地势使然也”。连老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对疾病的发生以及转化的影响，认为江浙为水乡之地，湿盛之地，人在其间，无以避之，脾极易为湿邪所伤。《临证指南医案·湿》云：“湿为重浊之邪，若邪从外而受者，皆由地中之气升腾，从内而生者，皆由脾阳之不运。虽云雾露雨湿，上先受之，地中潮湿，下先受之。”脾之健运升清，依赖脾阳的温煦。若脾阳不足，则寒湿内生，壅滞中焦，使气血化生无源。须湿邪得化，脾方能健运。
连老认为，脾喜燥恶湿，易为湿困，故脾病须细察有无兼湿，然后权衡虚实，孰为主次而兼治之。如湿邪重浊困脾者，首要调畅气机，正如《温病条辨》所云：“气化则湿亦化。”如三仁汤、平胃散、胃苓汤、藿香正气散等随证加减，意在通过芳化、苦燥、淡渗等法祛湿醒脾，复其灵动之性。至于脾气虚弱而生湿者，老师善用温阳法。脾气虚者，临床用四君子汤加减；兼气滞，则加陈皮补气行滞化湿；若兼痰浊，则加制半夏以燥湿化痰。脾气湿者，选用参苓白术散、资生丸健脾、渗湿止泻。如脾阳不足，寒湿内生，症见脘腹冷痛、下利清谷、肢体肿胀等，则善用理中丸或附子理中汤以治之。
临证常有湿蕴化热，湿与热胶结为患，郁闭气枧。如见口干咽苦，便结溲黄，苔黄厚燥，此为热重于湿，连老常于化湿之方中佐以黄连、黄芩、蒲公英、白花蛇舌草等清热之品，尤须注意苦寒清热量不宜大以防损伤脾阳，败坏胃气，贻误病机。
寒热并调，辛开苦降，各司其属
胃为阳土，其病多实多热；脾为阴土，病多虚多寒。然脾胃病变并不全部表现为单纯的寒证或热证，往往多为寒热错杂的复杂病变。如既有胃脘冷痛、呕吐清涎，又兼见大便滞而不爽、肛门灼热下坠的上寒下热证；或为、便溏，又有口臭口疮、胃脘灼热之上热下寒证。因此，在诊治中须“瑾守病机，各司其属”，不可顾此失彼。
对于寒热错杂者，连老强调须详察病机，寒热共调，方符合脾喜温燥、胃喜凉润的特性。当脾受湿困、胃为热扰之际，常用辛开苦降法燥脾清胃，以半夏泻心汤为，寒热互用以和其阴阳，辛苦并进以调其升降，如此则“太阴湿土，得阳始运；阳明燥土，得阴自安”。如泛呕清水甚者改用生姜泻心汤；脾虚审者，则取用甘草泻心汤，佐以茯苓以增健脾化湿之功。若邪热内陷、痰浊蕴结而“心下满痛”者，投以小陷胸汤以降痰火、利气机。连老指出，寒热错杂证，不可拘泥于一法一方，当求本论治，随证加减。实热盛者，适当重用黄芩、黄连，少用干姜，酌加车前子、金钱草、虎杖清热利湿；寒湿盛，重用干姜，少用连，佐以苍术、厚朴苦温燥湿；热毒亢，加蒲公英、白花蛇舌草、半枝莲清热；兼食积者，加焦山楂、焦神曲、焦麦芽。“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，虽药有增损，然寒热并调、辛开苦降之旨不变，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”。